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共计约280种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0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惠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惠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惠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惠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条：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第三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第四条：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
（二百一十六）手把手教民主(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