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杨瀚之有力量结束湖南的战乱，但他却在两广按兵不动，”梁启超说道，“莫不是真的对老谭的那个‘联省自治’的提议感兴趣？”
“‘联省自治’又怎么了？所谓‘联省自治’，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杨度答道，“其实这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也好过这样的军阀混战。他杨瀚之如果选择联省自治，眼下正当其时。”
听了杨度的回答，梁启超竟然不自觉的点了点头。
对后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光知道“中央集权”，对于“联省自治”这个词一直相当陌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国家制度因为与**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实上，中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由来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党人忧惧袁世凯实施**统治，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的规定，“二次**”期间，更是明确的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在民国建立后，联邦制的国家理想已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
（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