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从19o7年到191o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在这种困境下，陈英仕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从空言渐进于实行，“党势为之一振”。
陈英仕平日里自称书生，但他却一向行动果断、敏捷，以“四捷”著称（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武昌义之后，上海不久也宣告独立，“汉口一失，英仕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党人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仕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二次革命之后，孙氏第二次流亡日本，痛感失败是党内意见不一造成的，决心组织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革命党。陈英仕极力支持孙氏毁旧党造新党的主张，成为孙氏最重要的助手，并在中华革命党里任总务部长，主持组织工作，地位仅次于孙氏。
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帮会秘密结社的组织方式和用来约束党员、控制组织的一整套方法，最初就是陈英仕向孙氏建议并且得到孙氏的同意。中华革命党章规定，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党员还被要求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和意志，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也要负连带责任（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华革命党更象是一个帮会式的组织，而不象是革命的政党。因此也难怪黄兴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拒绝参加）。
陈英仕惯用刺杀手段，曾在上海组织暗杀了袁世凯的得力大
（一百四十二）布棋(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