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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