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十三人，出身淮河以北的占据了23席，淮河以南的占据了23席。竟然呈现了奇妙的势均力敌。正式党员以及预备党员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十一个省，其中甚至包括了七名日本同志。
关于这次预备会议的回忆录并不多，与会者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够活到有闲暇写回忆录的年纪。除去会议的正式书记记录之外，占有最重要地位的莫过于王启年的日记。那时候王启年已经去世，而来自法国方面的记录证明，王启年曾经于1900年在法国的一家新教教堂接收过“洗礼”仪式，成为了一名新教教徒。在共和国根除三大基督教流派的背景下，王启年死后的手稿被全面检查，从而发现了那几十本日记。
当然，经过工作人员研究，王启年对于“基督”的信仰与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到底有多大区别，实在是不得而知。在“蒙主召唤时”，王启年本人也丝毫没有表现出要求宗教人士“临终安慰”的任何意图。再加上王启年本人入党后始终没有任何言行可以证明他对唯物主义无神论有丝毫抵触或者迷惑。所以检索工作就以“王启年少年至青年时代，在接触唯物主义理论前，因为精神苦闷，偶然参加了某次新教的宗教活动。”为结果，还是给王启年以唯物主义者的身份盖棺定论。
而日记里面对人民党第一次全国预备会议的记录是这样的：
“第一天会议上，各地的人都有。好多人说话基本听太明白，特别是北方的同志听不懂南方同志的口音。大家的发言还得有翻译，会场里面闹哄哄的。”
“文青面对同志们阐述进入安徽工作的时候，丝毫没有说任何鼓励的话。不仅如此，他反倒是如同一名清教徒一般
五十五章(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