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两的缺口，因此就有了增加杂项收入。
据史料记载，天启三年的杂项收入总共有一百八十一万两，而天启元年只有可怜的十一万六千两。
值得一提的是，杂项的征税主体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大明的既得利益阶层。
例如，“优免丁粮”、“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和“马夫祇候”是对特权阶级征税，约七十五万两，而“房产税契”和“典铺酌分”是对资产征税，约四十万两。
仅仅以上两项就是对国库每年增加税收一百一十多万两，其他的还有盐税关税等商业税收，也增加了约四五十万两，这足以填平因为减税所带来的财政缺口。
按照史料，天启元年的实际杂项收入是十一万六千两，天启二年为六十八万九千两，天启三年为一百零一万两，天启四年降为五十万两。
天启五年到天启七年，杂项收入一直保持在一百二十万两的样子。
之所以天启四年杂项降到了五十万两，而天气五年又升为了一百二十万两，自然与东林党有莫大的关系。
京察虽然是在天启三年举行，但结果却是在天启四年出来，历史上齐楚浙三党是“尸横遍野”，哀鸿一片，东林党的权势达到了一个巅峰，自然抵制杂项的征收。
所谓盛极而衰，接下来东林党受到了天启皇帝的重手打击，杂项征收随之恢复到了先前的水平。
事实上，对于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明而言，一百多万两的杂项征收其实并不多，并不是东林党人口中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
这也是东林党人为何恨魏忠贤的原因了，魏忠贤单单在杂项一项上就给朝
第六百三十五章 暗流涌动的京城(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