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赵信在信之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把这样做的原因，甚至是以后的担忧，都讲了一遍。
之前说过，仁宗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也是一个很睿智的人，否则，不会在北宋的财务状况，还没有恶化到无法抑制的程度下，悍然决定，重用范仲淹，开始变法，也不会因为范仲淹变法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立刻终止了变法。
对于范仲淹这个，以文正为谥号的，甚至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个人操守方面，几乎是巅峰的人，他依然忍着不用，让范仲淹在仕途上，遭遇了滑铁卢，一直外放地方，最终因为身体恶化，身死在任上。
从范仲淹的身上，仁宗这个人很冷酷，可是对于大宋来说，是一个幸事，鲜明对比的就是英宗的继位者神宗，同样是变法，王安石依然是一个个人操守不错，甚至是名望很高的人，神宗也对于王安石，相当的相信，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北宋的最后一份元气，靖康之耻的起点，不是宋徽宗和宋钦宗的无能，根基是在王安石变法上面的。
为了变法，王安石和追随者，跟范仲淹一样，把科举这个抡才大典当做了工具，把对于新法的支持，写入了科举之中，造成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投机者**臣。
最终，变法变了味道，特别是在保守派的反对下，连韩琦这个在青年时代，追随范仲淹变法的改革派，都变成了保守派的，新法执行能力，当然是出现问题，最终，为了反对而反对，北宋的朝堂，成为了党争的存在，北宋也在无端的争吵之中，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到了靖康之耻的时候，百万禁军最终成为了表演者，唯一有战斗力的，只剩下
第二百九十六章 艰难的决定(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