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财主向上海当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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