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第十章 唐绍仪：身陷是非空遗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厅接待古董商人，宾主坐定后即开始赏玩古董，讨价还价。当唐绍仪背对商人凝视古玩时，其中一名商人突然从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钢斧，朝唐绍仪砍去，唐绍仪不及作声，颓然倒下，鲜血喷涌，并于当天下午4时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毛泽东曾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唐绍仪甘作县长的例子警示那些对官位趋之若鹜的共产党干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毛主席称唐绍仪“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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